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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第1页）

这种防范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

里通外国自古以来就是可以加给中国人的最重的罪名之一。马戛尔尼肯定想不到，他这次来访，差一点给一个普通中国百姓带来灭顶之灾。

此人名叫郭杰观，浙江宁波人。他已经去世的父亲郭端早年曾在广州与英国人做过生意，会说些简单的洋泾浜英语。乾隆十九年（1754年），英国人北上宁波，郭端也曾在这里与英国人达成过交易。郭杰观小时候听见父亲说英语感觉很好玩，就学了几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因幼时听见我父亲学说话，我也跟着学了几句，不过如吃烟、吃茶等话，此外言语我并不能通晓。”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郭端去世，郭家渐渐败落。郭杰观靠当私塾老师为生，从来没与英国人打过交道，这几句英语也自然没了用处。

没想到，这几句英语给他惹来了大麻烦。

英国使团到达中国，登陆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宁波附近的定海。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地方呢，是不是这里有什么汉奸？这让浙江地方官大惑不解。他们于是在定海和宁波查找与外国人打过交道的人家，正在给小孩子上课的郭杰观于是被抓到了官府。虽然严刑拷打，可是郭杰观还是交代不出他与英国人的关系，于是他又被送到北京。在北京挨了几顿好打之后，军机大臣们终于确信“郭杰观只系训蒙穷苦乡愚，所供尚无狡饰”。他的父亲同夷人确实有过联系，不过那是40年前的事。现在怀疑消除了。不过大学士们仍然觉得他那几句英语万分危险，令地方官“随时留心查察，勿令滋事”。

但奇怪的是，如此严密的防范居然没有妨碍英国人做他们最想做的事：测绘中国沿海以及城市防卫情况和弄到蚕种和茶树苗。

印度总督康华里勋爵曾希望把蚕丝和茶叶的生产引入孟加拉。马戛尔尼在中国顺利地弄到了蚕卵，也把蚕和生产过程的一些情报送到了印度。他在茶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1794年2月28日，马戛尔尼从澳门写信给康华里勋爵：“如有可能，我想弄几株优质茶树的树苗。多亏广州新任总督的好意——我与他一起穿越了中国最好的茶叶种植区——我得以观察和提取优质样品。我责成丁维提博士把这些树苗带到加尔各答。他将搭乘‘豺狼’号前往。”在经过一片精心种植着漆树、马桕和茶树的平原时，马戛尔尼的确顺利地叫人挖掘了这些树苗：中国的陪同人员这一次未加干涉。佩雷菲特说：“把优质树苗引入印度，光这一项也就不枉此行了，而且在下个世纪将要百倍地偿还这次出使的费用。”

第九章烈日余晖

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制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

一权力平稳交接

老皇帝又一次在凌晨三点多就醒了。贴身太监早就料到这一点，老皇帝轻微的鼾声一停，他就从地上站起来，开始给乾隆一件件穿好衣服。然后，老皇帝就垂衣静坐在御榻之上，耐心地等待三个小时后的阳光。

这已经是近年来的常态了。《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年）之后，睡眠即开始减少，“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更何况今天的日子是多么特殊。就在三小时前的交子时分，大清帝国使用了六十年的乾隆年号永远地成为了历史。今天已经是大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比平常更早醒了近一个小时，就是因为心中惦记着今天的“禅位大典”。生性周密的他心中把所有的环节又盘算了一遍，再一次确认，万无一失。

从乾隆中期开始，接班人问题就成了全大清帝国关心的焦点。

处处争第一的乾隆在子女数量上没有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共有过三十二子二十女，而乾隆一生共育有二十七个子女。其中十七男十女。其中五子五女早殇，因此长大成人的是十七人。

在十七个儿子当中，乾隆最喜欢的，无疑是孝贤皇后所生的两个嫡子了。

在立志事事超越前人的乾隆看来，大清王朝建立以来的最大遗憾是没有一个皇帝是以嫡长继位的，所以即位之初他就暗下决心，“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

但无奈两个嫡子都早夭，连丧两个嫡子后，二十多年间，皇帝没有再提立储的事。

皇帝不提，臣民却不能不想。对于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来说，“储位空虚”是国家之大危险。皇帝一旦有故，则天下必然动荡。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东巡沈阳时，一个锦州生员金从善就拦路呈词，要求皇帝尽快明立太子，并说：“大清不宜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唐文基《乾隆传》）

皇帝闻言大怒，看来天下人竟然已经普遍认为自己不立储君，是因为“贪恋宝位”了。最好面子的乾隆怎么能容忍这样的攻击？于是在杀了金从善之后，皇帝向全国颁布“明发谕旨”，向天下公布了自己的计划。皇帝说，自己绝不是贪恋权位之人，早在刚刚登上皇位之际，他就已经向上天默誓，只当六十年皇帝，而把在位时间最长的纪录留给祖父康熙：

天下人也许会窃窃议论我贪恋宝位，不肯立储。岂不知我登基之初，就曾焚香祷告上天说：我皇祖在位六十一年，我不敢相比，如果我能统治六十年，一定会在八十有五岁时传位皇子，自己退休下台。（《清高宗实录》）

皇帝还告诉天下，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他就已经秘密立储。不过此事他只告诉了几个军机大臣，所以天下人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此谕一出，关于谁是继承人的猜想在民间进行得更热烈了。对于市井小民来说，猜猜哪个阿哥将成为下任皇帝也是极好的谈资。

其实，这个谜说难则难，说简单也很简单。

乾隆三十八年之时，十七个儿子中，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五阿哥、七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和十六阿哥都相继亡故。

其中大阿哥的亡故，就与立储有关。

想立嫡子不成，皇帝却把气撒在庶子身上。皇帝对儿子和女儿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在女儿面前是个和蔼可亲的慈父，高兴时甚至可以俯首甘为孺子牛，在儿子面前却一直板着面孔。他对阿哥们的态度，完全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为了压制他们的政治野心，防止历代争储故事重演，乾隆对皇子们管束极为严厉。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前，除皇四子、皇六子因出继为宗室亲王之子而获爵位外，其他皇子一律没有爵位，不论年龄多大，结没结婚，都只能规规矩矩待在宫内成天读书，不得与外界任意交往，犹如高级囚徒。对于有了爵位的那两位皇子，也严格限制其器用，不许使用亲王服制，规定“一应服用，仍应照皇子之例”。（《清高宗实录》）皇子的限制之严，待遇之低，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有时候，他对儿子的提防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

孝贤皇后去世时，庶出的皇长子永璜二十一岁，皇三子永璋十七岁。接连两个嫡子去世，显然使他们两个继承储位的概率大增，因此虽然他们在皇后的丧礼中行礼如仪，中规中矩，皇帝却怎么看着都不顺眼。皇帝怎么看他们，怎么觉得他们的悲痛是装出来的。大行皇后的梓宫（梓木做的棺材）刚运到通州，皇帝就没头没脑地下了一道严旨，指责大阿哥在丧礼中举止茫无所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后丧期刚满百日，皇帝又当着满洲王公大臣的面痛责大阿哥对嫡母之死“并无哀慕之愧”，三阿哥“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皇帝的口气非常严厉：

试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岁，此次于皇后大事，伊一切举动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东，惟父一人回銮至京，稍具人子之心，当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只如照常当差，并无哀慕之忱……今看三阿哥亦不满意，年已十四岁，全无知识。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伊等俱系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识大体，朕但深引愧而已，尚有何说！

在专制时代，不孝是极大的罪过。而皇帝意犹未尽，又杀气腾腾地挑明说，大阿哥、三阿哥对母后之死幸灾乐祸，有觊觎神器的野心。因此，这二人绝不能成为太子人选：“大阿哥、三阿哥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把他们诛杀。但朕百年之后，皇统则二人断不能承继！大阿哥、三阿哥日后若心怀不满，必至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让他们兄弟相杀，不如朕在之日杀了吧！”怒气冲冲的皇帝转过脸来又告诫满洲大臣，今后如有人奏请立皇太子，“朕必将他立行正法，断不宽贷”！（《清史稿》）

其实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两个皇子的表现并无太大不妥。皇帝的这些激烈言辞不过是他在孝贤皇后之丧中的失常举动之一，然而两个儿子却难以承受这样猛烈的打击。因为这一番惊吓，大阿哥永璜竟患了重病，并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忧惧而死，上距严厉的廷训不过一年零九个月。

闻听大阿哥惊惧成疾，从皇后之丧中清醒过来的皇帝也十分后悔。弥留之际，皇帝亲临皇子寝处视疾，素幔中的大阿哥泪汪汪地对亲临视疾的皇帝说：“儿不孝，不能送皇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