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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第1页）

攀登她无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

眺望她波涛汹涌的江河，

她的都市与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过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旷野，

不列颠冒险家从未到过的地方。（《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他曾经在梦中游历了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国家，如今居然有机会让梦成真，他怎么会不激动万分呢？

马戛尔尼时代的欧洲正处于启蒙时代。与现在的“欧洲优越论”相反，那个时代的欧洲在中华文明面前怀有深深的自卑心理。在当时的欧洲著作中，我们能找到很多“当中国已经……时，欧洲还……”句式的表述。比如伏尔泰说：“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就像今天我们动不动用“西方”来比照“中国”一样，那个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正是用“中国”来批判“欧洲”。（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陷入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粗鄙而教条的宗教信念笼罩着欧洲的一切。“中世纪的精神状况是愚昧无知地拜倒在教会的偶像——教条、权威和烦琐哲学之前。”（约翰·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史》）

启蒙运动意味着从蒙昧的宗教迷信中清醒过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欧洲人许多启示。欧洲人惊讶地发现，没有教会的中国似乎处处比欧洲优越。与四分五裂的欧洲比起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安定的国度。欧洲任用贵族来管理国家，而中国则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一视同仁地选拔文官。欧洲各国沉迷于狭隘的宗教教派之争，而中国各教之间则相互宽容。欧洲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缥缈的来世，中国的儒家学说因为不语怪力乱神而更显理性。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的世俗精神启发了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猛烈抨击中世纪的神学教条。传教士的书简成了最热门的读物，精英阶层的客厅里，人人谈论孔夫子的学说、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甚至还有圣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传教士们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这个神圣的自然法则之上，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构成了中国这样一个全新的道德世界。这令一直激烈谴责天主教会的伏尔泰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他赞扬中华文明伟大的奥秘在于其贯穿了理性与道德的原则。他说，中国人“具有完备的道德学，它居于各科学的首位”。他在《哲学辞典》的“光荣”条目下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

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样，当时的许多学者号召欧洲向中国取经。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莱布尼茨甚至这样建议：“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

当然，关于中国的声音并不是一边倒的，也有人对传教士的书简做出了另一种解读。启蒙时代热爱自由的欧洲人对任何一点专制的信息都极为敏感，不幸传教士书简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暗示。孟德斯鸠就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千年不变和社会稳定是专制控制的结果。

百科全书派主持人狄德罗和伏尔泰一样，十分推崇孔子的理性和务实精神，不过却对中国人的父权原则提出质疑。他认为，对父辈的盲目服从，只能产生纵容父辈错误、剥夺儿辈自由的恶果。

另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对中国文化优越性的疑问：如果中国文化果然这么辉煌，何以一再被异族统治呢？“如果无论大臣们的见识或者法律所号称的睿智，或者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所堆砌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出什么结果呢？结果不就是住满了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吗？”（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余建华《17-18世纪西欧启蒙思想家的中国文化观探略》；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

对同一个国家，人们的判断和评价如此两极，让人莫衷一是，也让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迷惑不已。中国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再过几个月，一切都将真相大白。

经过九个月的行驶，英国使团终于抵达了中国海面。

乾隆盛世是中国史上的登峰造极，一直为后世所艳称。为了向远人展示帝国的富庶繁荣，皇帝更是精心准备，一掷千金。那么，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传统盛世，在英国人眼中是什么样子呢？

英国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东方大国的人口众多和市井生活的繁荣。从马可·波罗时代起，这一点就一直为欧洲人所惊叹。关于中国的人口，长期以来在欧洲是一个谜。马可·波罗说，汗八里城（元代蒙古人对大都的称呼，即今北京市）的“人数之多……是世人想不到的”。（《马可·波罗游记》）这已经让欧洲人产生怀疑，明清时传教士的说话更令人难以相信：全人类人口的三分之一会集中在一个国家之内，而这个国家的面积虽然广大，也不过是整个陆地面积的十二分之一。不过英国人的访问为欧洲得出了定论：“人们给予这个国家人口数量的上限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真实的。”（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二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2）

人口众多的最有力证明是自然资源的稀缺。英国人刚刚抵达中国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1793年7月初，英国舰队抵达第一片中国领土舟山群岛。由于遇到落潮，“克拉伦斯”号只得在一个叫六横岛的小岛边抛锚稍停。英国人想“利用等候潮水的时间上岸对中国领土进行第一次的观光”，于是他们爬上了六横岛。爬过海边陡峭的石壁后，他们在山下发现了一块人工填海填出来的小平原。很显然，为了造出这块小平原，本地的居民们没少费力气。“为了防止海水的冲洗，前面筑了一条三十呎高的土堤。但这块平原的面积并不大，我们怀疑花费这样大的力气搞出这么小的一块土地来是否合算。平原上种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就是展现在英国人面前的典型中国国情：土地稀缺，人口密布。这有点出乎英国人的预料。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固然人口众多，但同时疆土也极其辽阔。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东方大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随着后面行程对中国的深入，他们越来越体会到土地对中国人的珍贵：

中国的全部土地，只有极少数例外，主要是种植人吃的粮食。中国没有大的牧场，也没有专为种植牲口吃的燕麦、豆类和芜菁等等。除了皇帝的御花园外，全国很少公园和其他公共娱乐游玩地带。中国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全国没有公地。大地主们也不肯划出大块土地来不事生产而改作娱乐或者运动的场所。所有耕地从不休耕。（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确实，传统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公园”和“休耕”的概念。土地在我们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产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

历史学家们认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实际的人口数比政府统计的还要多。乾隆晚年中国人均耕地的乐观估计是3.5亩，而同时期的英国，人均占有耕地10亩，是中国的3倍。此外，当时英国还有800万英亩荒地，也就是说，全英国每人尚能拥有1英亩（合6亩左右）的土地储备。整个欧洲情况与英国相似，“欧洲是一个遍布草原、休耕地和森林的地区，它从来不缺少可耕地”。（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了解了这个事实，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中国的耕地紧张状况如此惊讶了。

从上岸的第一天起，英国人就开始持续不断地惊叹中国的人口众多。使团总管巴罗说：“要说有什么令人惊叹的话，那就是人口之众多。自到达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拥到岸边来。”（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每到一处，大路边总是站满了看客。根据一路上的见闻，副使斯当东判断，中国的人口密度比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还要多13。也就是说，马戛尔尼到中国时，中国人口估计在3.5亿左右。

英国人的第二印象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紧张繁忙和商业的兴旺发达。

到达舟山群岛后，不熟悉中国海况的英国人在浙江海岸停留了几天，为的是等中国官员为他们寻找到北上的领航员。

利用这个时间，他们来到一里地之外的一个小县城——定海观光。

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定海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小而繁荣的城市。“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不过较小一点……城内服装店、食品店和家具店很多，陈列布置得相当讲究……整个城市充满了活泼生动的气氛。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须做工。事实上人人都在劳动，无人过着寄生的生活。我们看到男人们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们在商店里购货。”（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一群金发碧眼的怪物出现在东方小城的街头，我们可以想见其轰动的程度。“无数好奇群众争先恐后地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们最后走到一个庙宇里去躲避群众。”巴罗的描写总是更生动：“人人都想把头伸到轿窗前来满足一下好奇心，咧着嘴笑嘻嘻地喊一声：红毛！”（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这些睁大眼睛好奇地盯着英国人的定海百姓哪里能想到40多年后将要来临的灾难。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小县城已经令英国人对中国商业的高度繁荣和中国人在人口压力下的紧张生活有所了解，后来中国的其他城市，特别是最大的城市北京给他们的印象当然更为深刻。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后，使团船只继续北上，抵达大沽口。在这里，他们换乘吃水浅的中国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