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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第2页）

他认为，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小斯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选择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言结束后，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鼓掌声。在后来进行的投票中，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说，如果再多5张反对票，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时爆发。

大部分议员都十分相信小斯当东，因为他13岁就到过中国，而且还曾经与乾隆皇帝亲切交谈，得到乾隆的特殊关注与喜爱。

原来，小斯当东正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马戛尔尼访华时，13岁的他被作为“见习侍童”带到中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小斯当东因负责为特使提斗篷的后沿，也得以见到天颜。

在驶往中国的漫漫旅途中，小斯当东闲来无事，向翻译们学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极强的，何况斯当东爵士的儿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许多日常对话。在觐见的时候，和砷向皇帝介绍，说这个小鬼子会说中国话。

刻板严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着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让他讲中国话。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谦逊，或许由于他讲话的漂亮用词使皇帝十分高兴，后者欣然从自己的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予该童”。

英国人没感觉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手工绣成的钱包。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却是了不得的恩典。“赐给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说是一种特殊恩惠：东方人把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视为无价之宝。”小斯当东自己也感到很荣幸，这个荷包后来他一直保存着。（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回到英国后，小托马斯·斯当东并没有浪费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础。中国之行激发了他的兴趣，他继续刻苦学习中文。

中文特长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5年后，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书记官，长驻广州，几年后就任总管专员，居留中国18年。嘉庆年间的1816年，他又参加了英国另一次对中国不成功的出使。这次出使彻底断了英国人通过和平手段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念头。1817年后，他返回英国南汉普顿，成为下院议员。

中国经历在他心底结下了浓浓的中国情结。他终生喜欢中国事物。他在城里修了一个中国式的亭园，起名为“古亭莱园”，其中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仿中国样式的灯塔状古亭。古亭莱园的书房中藏有大量中国书籍。他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著有《中英商业往来札记》《1816年英国使团访京纪实》《论中英关系及其改善之进言》《英中商务考察》以及译著《异域录》等。1823年他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ThomasColebrooke）共同创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使他成为英国汉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汉学家。（《英国汉学史》）

这样一个人当然在中英关系中最有发言权。浓厚的中国情结并没有妨碍他向英国人建议进攻中国。乾隆皇帝的荷包也于事无补。事实上，中国之行令年少气盛的他深感屈辱，从中国回来后，他就一再告诉英国人，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人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

从中国回来后，马戛尔尼预言，一旦中国这艘巨舰受到攻击，“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

这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1793年马戛尔尼提出，扩大英国在华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1842年的《南京条约》第二条则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处为通商口岸。

马戛尔尼要求，“英国水手须受约束，不宜与华人来往，恳求给予靠近广州的一块地段或一小岛，以资使用，作为水手商人栖息养病之地，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谓小岛，是曾经经过彼地、而且做了认真描述的香港岛。《南京条约》第三条则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马戛尔尼要求结束公行垄断，而《南京条约》第五条取消公行，任由英国人自由贸易：“在粤省贸易，向例全归额设商行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马戛尔尼要求中国公开固定的关税税率，按照中国宣布的关税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条约》规定：“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当然，《南京条约》在马戛尔尼的要求之外，还有所“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国人以后来中国可以携带妻子。如果说其他各条都是在英国人的炮舰威胁下应允，对中国百害而无一利的话，只有这一条被中国官员认为对中国很有好处。负责谈判的中国官员耆英对皇帝解释说，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严禁外国人携家眷居住广州，“立法本严”，但现在看来，这一规定也有弊端。因为外夷之所以难于控驭，正在于外国人在中国无所系恋。性压抑使他们脾气暴躁。现今允许外国人带老婆住在中国，那么他们就会听话得多，因为“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请，即以暗柔其性”。英国都是女人说了算，用妇女的温柔改变英国人的性格，以后就好打交道了。

这番高论令乾隆的孙子道光连连叫绝，立马批准。

三帝国的遗传基因

1960年八九月间，对英使团出使中国这段历史有专门研究的法国汉学家佩雷菲特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考察。回忆这次中国之行，他说：“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他在中国几乎看到了马戛尔尼们写过的一切：

……同样的集体反应：在闷热的夏夜，中国人继续夜宿在大街上……同样的俭朴；同样一碗米饭和烧白菜；同样的筷子……穿着同样的蓝灰色棉布衣服……同样好抽烟。

他说：

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

他发现：

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当然，从1960年到现在，确切地说，从马戛尔尼时代到现在，中国确实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马戛尔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访华，恐怕会修改自己的结论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说自己无求于人。我们已经张开怀抱，做出了拥抱世界的姿势。外国商人和使节来到中国，受到的不再会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见的热情。中国的外表也已经变得五彩缤纷，蓝和灰统治的时代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还是会有许多令他们十分熟悉的东西。或者说，中国的外交传统中，有许多千年不变的核心成分。

他们会遇到一样热情淳朴的百姓。

虽然统治者对外国人的来访有种种险恶的估计，但从乾隆时代起，老百姓们就天真地认为他们是被中华文化所吸引而来，向中国的统治者致敬的。英国人记载说，“下至中国的兵士和水手们都对客人彬彬有礼，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自招待热诚。整个使人感到我们是受欢迎的客人。他们知道这些外国人是从很远地方来向他们的皇帝致敬的。因此，他们的地位虽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应有的喜悦情绪”。（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他们会遇到一样铺张的招待。

虽然对外国人可能心怀猜忌，但中国统治者对他们的招待从来都是超级热情的。在中国统治者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形象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大局问题。外交无小事，内外有别，是中华帝国一贯的外交方针。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贫困，财政如何困难，招待外国人总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统治者，这绝不是难事。葛剑雄先生说：“由于历来的统一政权一般都国地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准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数目仍然是相当庞大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富厚’的假象。”